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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。”金融与经济是相互依存、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尽管我国银行业、证券业、保险业体量在全球位居前列，但相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，金融业仍然存在“大而不强”和“大而不精”的问题，多层次金融体系还不够发达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依然不高。对此，金融必须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，以创新发展支持国家战略和培育新动能，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，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“源头活水”，更好地将金融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增长。

“金融活，经济活；金融稳，经济稳；经济兴，金融兴；经济强，金融强。”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，需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部署，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持续扩大金融对实体经济供给的有效性与灵活性，做好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、数字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让金融资源精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。

一是科技金融、数字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变化，原有生产函数组合难以持续，需要走自主创新发展道路，加快由要素驱动、投资规模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、数字赋能模式转变。科技金融、数字金融运用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c7c7，创新与改进金融服务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。

二是发展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。共同富裕是人类对“大同”“小康”社会的美好追求，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内容。普惠金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与可得性，提升金融服务安全性与便捷度，降低金融服务价格，满足小微企业、农民、城镇低收入者、贫困人群等金融需求，激发广大长尾群体的潜能，缩小贫富差距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，金融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。做好养老金融文章，开发符合老龄群体特点的支付、储蓄、理财、信托、保险等养老金融产品。

三是绿色金融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”。做好绿色金融的文章，是走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、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我国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的重要举措。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，健全排污权、碳排放权等市场体系，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利用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；加强财政、金融、产业等政策协同，共同营造支持绿色金融、绿色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
“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。”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、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，必须把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摆在突出位置。“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。”面对复杂严峻的金融风险与挑战，我们既要对“国之大者”做到心中有数，也要强化使命担当，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

一是有序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。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按照“一省一策”“一行一策”“一司一策”，制定中小银行机构风险处置方案，引导中小银行机构回归本源与主业，健全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，建立健全审慎合规经营。制定针对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实施一揽子方案，压实地方属地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，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与管理，推进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、规范化经营。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c7c7，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，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，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加快保障性住房等“三大工程”建设。

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关系。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，以高质量发展保障安全，以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高质量的发展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，消除各种不安全隐患；才能在保障安全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扎实稳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矛盾。平衡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，在创新发展中研判金融风险，对风险做到早识别、早预警、早处置，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。

三是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。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分工职责，加强中央与地方监管协调，健全权责一致、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。发挥金融监管的“长牙带刺”作用，全面实施机构监管、行为监管、功能监管、穿透式监管、持续监管，提升监管的前瞻性、持续性、有效性与精准性，严禁“无照驾驶”“有照违章”，提升金融监管质效。

“坚持‘引进来’和‘走出去’并重，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“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，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。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，只会越开越大”。金融开放增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，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动能。中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，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，既是对“去全球化”论调的有力回击，也是锚定构建金融强国的坚定信念。一方面，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加速国内外金融市场融通合作，支持国内企业“走出去”，开展全球经营布局，吸引外资金融机构、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，构筑全球一流的营商环境和科技创新平台。另一方面，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意味着在全球范围不分你我，扩大利益汇合点，使国与国之间形成利益交汇、命运交织、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，进而为我国经济金融安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。

二是金融服务共建“一带一路”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是在深化“五通”合作过程中促进国内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市场深入融合c7c7，促进跨境资源高效配置和整合，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打造“一带一路”金融服务网络，深化跨境金融市场开放与监管合作，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，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，以优质金融服务，吸引境外长期资本流入，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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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，南音频频“出圈”，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。2017年，厦门市南乐团的《南音随想》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文艺晚会上亮相；2023年，南音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，一曲以南音名谱创新改编的《百鸟归巢》火爆“出圈”，特邀台湾南音传承人赖多俐携手泉州、厦门演员同台献艺；2023年12月，全球38个南音社团齐聚泉州，同台演奏嗳仔指《出庭前》，把千年南音艺术及“新国潮”推上新高度。

今年是南音申遗成功15周年，发源于闽南地区的南音，如何走向世界？梳理历史发现，其出海路径主要有两条：一是从泉州、厦门或漳州出发，流传到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等地区，同时远播东南亚及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；二是从台湾出发，走向欧洲、美洲、亚洲、大洋洲等。回响千年的南音，在两岸携手推动下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传承与弘扬。

矢志不渝守传统，是南音在台湾传承发展的基本理念。虽然南音在台湾的传承发展之路颇不平坦，经历了移植、发展、繁盛、没落、复苏和转型创新期，但长期以来，众多南音社团都以坚守南音传统为己任，无论是演奏演唱形态、乐曲结构，还是音乐记写形制、乐器使用等，南音在台湾都因袭汉唐古乐传统，保持原汁原味的艺术个性。

例如，台湾著名南音乐团“汉唐乐府”，其经典剧目《艳歌行》片段《相思吟》，即采用右琵琶、三弦、左洞箫、二弦，执拍板者居中而歌的演奏演唱形式，与汉代“丝竹更相和，执节者歌”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，以展现旅途沧桑、愁思牵绊的复杂情态。南音自成体系的工尺谱记法，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。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、十目九节洞箫、二弦、三弦、击拍板等，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。由此可见闽台南音一脉相承，是从古至今闽台交往的重要媒介，也是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见证。

作为南音的“大本营”，泉州的南音乐社遍地开花，是赓续南音文脉的关键力量。南音乐社有民间的馆阁乐社和专业的南音社团之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泉州所辖12个县级行政区都有南音乐社，民间南音乐社近400个，专业南音社团共191个(其中晋江72个)。据调查，泉州知名的南音乐社都集中在晋江，有沪江御宾南音社(创于1632年)和安海雅颂南音社(创于1907年)等，因此有“福建南音在泉州，泉州南音在晋江”的说法。泉州的南音乐社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底蕴，还不断与海外侨胞交流互鉴，推动全球范围内南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。

台湾的南音乐社众多。全盛时期，台湾有60多个南音乐社，呈现出曲馆林立、高手云集的繁荣景象。较活跃的南音乐社主要集中在台北、台南和基隆等地。如台北的聚贤堂(新庄)、聚英社(艋舺)、集弦堂、清华阁(大稻埕)等，台南的振声社、南声社等。目前，台湾有25个南音乐社。台北知名的团体有台湾“汉唐乐府”、台湾心心南管乐坊、两岸南管音乐推广协会、和鸣南乐社、华声南乐社、松山奉天宫南乐团、闽南乐府(台北市闽南乐府管弦研究会)、江之翠南管乐府，台南有和声社、南声社、振声社等。台中、高雄、彰化、鹿港、金门、台东、澎湖也有南音社。众多南音馆社争奇斗艳，异彩纷呈，以多元融合的新艺术理念和舞台实践延续着南音千年文脉。

创立于1983年的台湾“汉唐乐府”，是台湾南音社团中与大陆交流最频繁、创新成果最显著的专业团体，也是南音走向世界的一支劲旅，其“根”在祖国大陆。乐团创始人和艺术总监陈美娥祖籍福建，1986年带领“汉唐乐府”应邀在美国举办南音音乐会。此后，乐团足迹遍布美洲、欧洲、亚洲、大洋洲等，先后在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二十余国演出，也在哈佛大学、牛津大学等名校引发有关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讨论c7c7，为传播中国传统音乐、弘扬中华文化作出贡献，创造了南音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典范。

在推动千年南音与时代接轨、与世界同频共振方面，台湾“汉唐乐府”于1995年成立梨园舞坊，正式走上新古典南音的创新之路。陈美娥将南音传统古乐与梨园戏舞蹈的中华神韵融合，推出了“南音乐舞”的崭新艺术表现形式，《艳歌行》《丽人行》《梨园幽梦》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等节目，汲取梨园科步、打击乐器、传统武术、历史故事等创作元素，借助现代剧场的灯光、舞美、服装、造型、道具等，不仅再现了繁荣昌盛的汉唐文化，用音乐语言展示了“何以中国”的非凡气度和迷人神韵，也印证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换，用跨界融合实现了“如何世界”的艺术理想与普世情怀。

在东南亚，南音主要流传于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等国，传承情况与闽南人在所在国的人口比例和闽南文化的传播息息相关。在菲律宾华侨华人中，闽南人约占九成，尤以泉州籍居多，菲律宾因此成为南音在海外传播历史最悠久且最流行的国家，较活跃的南音社团超20个。其中，长和郎君社由晋江南音艺人陈锦戈创立于1820年，是海外华人社会中历史最悠久的南音团体，与金兰郎君社、南乐崇德社和国风郎君社合称为菲律宾四大南音社团，至今与闽南南音乐社保持良好互动。

目前新加坡最活跃的南音社团是湘灵音乐社，成立于1941年，83年来始终和中国本土南音界联系紧密，是新加坡继承与弘扬中华文化瑰宝的重镇，也是推动南音在东南亚创新发展与海外交流的生力军。马来西亚于1887年创立了首个南音社团——仁和公所，各州闽南移民聚居地都有南音团体。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，超半数华侨华人是闽南人。20世纪30年代前，不少福建南音乐社到印尼演出，催生了当地众多南音团体，如泗水的寄傲圣道社。

千家罗绮管弦鸣，四海弦歌共乡音。经过长年交流互鉴，海内外“南音文化圈”不断发展壮大c7c7，是世界民族民间音乐史上少有的景观。成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。一是海峡两岸之间，南音传至台湾后，两岸南音交流互动持续，屡创佳绩，闽南南音名师源源不断到台湾传道授艺，台湾学人也纷纷慕名来闽南观摩学习，呈现双向互动、共生共赢的发展态势；二是海峡两岸和东南亚之间的互动，体现在南音大会唱、东南亚南乐大会奏(原名为亚细安南乐大会奏)等大型交流盛会。

康海玲，艺术学博士后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，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，韩国牧园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、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、海上丝绸之路戏剧与文化研究、文艺评论等。近年推出《东南亚华语戏剧史》(上下册，合著)、《马来西亚华语戏曲研究》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戏曲传播》(获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)等主要著作。